事实上，司法的地方保护不是因为法院受人大控制，而是人大权力缺席纵容了地方政府对法院的控制造成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受到哪些宪法性约束？改革过程如何循宪法和宪制而推动？针对宪制的变革如何受到宪法的控制？这就需要回溯改革的历程并分析改革的路径，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范式。第三部分阐释修宪所需要凝聚的共识和积累的民意，这是修宪工程的内容。

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李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宪法再造》，《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它不仅是为了因应改革之需要，也是为改革提供更加充分的合法性资源和动力机制，还是一种来自宪法的对改革的控制。这也是极具柔性特征的中国宪法的迫切任务。[6] 李少文：《宪法工程：一种宪法学方法论》，《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

它对于维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工程。[30] 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法学评论》2009年第2期。同前注15，谢瀛洲书，第80-82页。

有鉴于此，以1918年《苏俄宪法》及1919年《魏玛宪法》为代表的现代宪法，在公民义务的规定上，较之过去，往往增设其内容、扩大其范围，除规定了兵役、纳税义务等涉及国家建构之古典义务外，更基于社会国家所强调的国家干预理念而将部分涉及个人人格发展、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乃至一定时期国家发展政策的社会性义务规范上升至宪法层面。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法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黑格尔所提出的权利与义务的同一、自由与职责的一体以及个人被整合入国家的整体性。[64] 参见任剑涛：《建国三个时刻：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的递进展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林来梵：《论宪法义务》，载《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2辑。

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在宪法规范的文义中亦可找到解释支撑。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若将权利义务对待言之，则义务行使的目的便全在换取作为国家酬报的权利。

在此分野之下，基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已然建构，则立宪时刻所制定的宪法自然是规范意义上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49] 然而，鉴于基本义务已为宪法第二章所规定的现实，笔者认为，在启动修宪前已无必要专门就宪法是否应当对其作出规定多作讨论。因此，现代国家优先呈现为以法秩序为基础的一个整体秩序的有机体，而非一个纯粹政治决断的过程。其在内容上不出于以形塑国家而要求公民履行之兵役义务、纳税义务以及服从国家或服从法律之义务，由此构成了三项古典义务类型。

同前注13，王世杰书，第109页。[14] 参见阮毅成：《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7页。参见杨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75-104页。正因如此，它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并应成为比例原则的审查对象。

胡弘弘教授在韩大元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下）中曾对相关内容作过详细梳理。[6] 参见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页。

因此，对于法治国家而言，即使基本义务的效力主张直接来自于国家自身的建构与存续，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先天有效，但是，它仍必须通过法律方可约束公民。一般说来，法律中出现的有、是等判断动词在规范上均表达为应当之意。

严格说来该部分均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的范畴。分析上述条款，可以发现，前3个条文的4款规定散见于宪法第二章第33条至第51条之间。冯筱筠、周林麟、庄燕燕：《糊涂青年拒服兵役跑回家 兵役机关严厉惩处不手软》，载《中国国防报》2016年12月29日第01版等。清季以降，宪制思想之所以被引进，其首要目标实不在公权限制、人权保障，而在自强与救亡。在规范上，基本权利限制从属于基本权利的规范体系。参见丁元普：《比较宪法》，上海法学编译社1932年版，第91-92页。

[62]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基本义务，即宪法所规定的构建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并维系其存续而要求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详情参见张丽：《2015年度我国十大宪法事例发布》，载《法制晚报》2016年1月11日第A16版。

洪启英：《权利义务的误解》，载《知新》1922年第3卷第3期。[63] 章永乐：《共和的诤友——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

2．具体化中的技术性、细节性规定 正如688号解释中所指出，在基本义务具体化的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也必然会在此基础上对基本义务的内涵展开进一步延伸、拓展，以方便适用。相关规范详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240、496页。

第二阶段则进一步就业已形成的基本义务如何具体适用予以规定。对此，台湾地区司法院释字第688号大法官解释（下文简称为688号解释）将之分别界定为：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以及技术性、细节性的规定。至于近年来颇为有力的基本权利限制论，其在权利理解的思维范式下将基本义务存在的意义解释为对于基本权利的一种限制，虽于论证过程中不乏精当之处，但该结论的解释力与可接受性仍有商榷的余地。在人民之义务到公民的基本义务的术语演变中 ，一方面自然有政权交替的影响，不过，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宪法制定背后理论基础的变更。

唯一的的例外只能是作为基本义务规范体系核心的宪法第53条，即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78] 1．具体化中的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 在笔者看来，所谓基本义务的核心决定，指的就是它的本质内涵。

故而，可以想见，社会主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 陈茹玄在其《中国宪法史》中对比了《钦定宪法大纲》各条文与《日本帝国宪法》相关条文的相似性，认为宪法大纲之主体，完全脱胎自日本宪法。

而作为与基本权利限制有本质区别的基本义务，其概念本身甚至都不一定能通过比例原则审查，更遑论如何通过立法对其进行具体化了。从此来看，义务并不是为着权利而尽的，权利并不能随着义务而索取的。

基于这一义务的原初意涵，在近代宪法及宪法学传到日本后，该概念被用以对应1795年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以来，各国宪法文本中所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devoir）。笔者认为，在这三阶段的建国说中，明确存在着建国与立宪两个时间节点的分野。[70] 在笔者看来，国家秩序与国民生存乃建国之本，立基于此，进而思考如何实现国家规范与国民自由方才是立宪之要。在整个基本义务规范体系中，宪法文本中所采取的表述主要为判断句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的义务，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

所谓基本权利限制，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对权利主体的行为和法益的限定和制止，广义的限制还包括对于基本权利的剥夺和禁止[52]。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事之不容于己，是以立宪之议，住者愈多，《论国家之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之要政》，载《中外日报》1905年8月22日，转引自《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2期。

但目前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仍是学界通说。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必须是一个宪法专用的规范语词。

反对者认为，宪法的宗旨在于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而非为公民设定义务。该进路最早来自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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